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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中国商界流传着三句形象的话语，这就是“徽骆驼”、“晋算盘”和“陕棒棰”。
“徽骆驼”是说徽商吃苦耐劳，纵横天下；“晋算盘”是说晋商精于计算，以“九毛九”著称；唯独“陕棒棰”精当的概括了陕商正直厚重，作风硬朗的行为特点和基本形象，在中国商界留下了很好的商誉。研究和传承陕商的“陕棒棰”精神，不仅对于总结当年陕西商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而且对于规范市场行为，形成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规则，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均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明清中国商界，陕西商人被概括为“陕棒棰”，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肯定了陕西商人作为当时商业劲旅的历史地位。陕西商帮是明清时期利用明政府对陕西制定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机遇而产生的中国最早的商帮。
他们转粟换引，携银经商，纵横捭阖，周流天下，贩盐于江淮，输茶于甘陇，鬻布于江浙，销皮于伊蒙，运烟于南洋，捆药于冀鲁，将陕西商业的铁蹄遍踏全国各地，同徽商与晋商一道被称为中国明清之际的三大商帮，成为那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因子并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商界留下了深刻影响。当年扬州人亲切的称他们为“陕帮”，有句《扬州竹枝词》记载说“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动广陵潮”；汉口人称他们为“西帮”，《汉口竹枝词》中说“九九归原谁最累，大东道主是西帮”。四川人更诙谐的称他们为“老陕”，清代四川流行的一句民谣就是“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还说，“要发财，找老陕”。而在这些称谓中最形象的莫如“陕棒棰”的概括。清末民初著名四川作家李劼人在他的小说《大波》中就将陕西商人称为“陕棒棰”，四川作家曼因写的《自流井》也有这样的提法。可见，“陕棒棰”是当时社会各界对陕西商人及其陕商文化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概括，反映了陕西商人在当时中国商界亲切可爱的诚商良贾形象。
在明清中国商界陕西商人被形象的概括为“陕棒棰”，也符合陕西的历史文化特点。
陕西为古雍州，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一望无涯，又群山峙立，百二秦关，这种自然风貌涵养了陕西人性格直率，直来直往，厚重质直的性格特点，使陕西商人行事作风像棒棰一样直率硬朗；陕西黄土高原，秦巴兀立，又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和十三朝文明古都的天下首善之区，这种人文风貌又使陕西商人秉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代表着中国商人诚商正贾的商业精神，以刚正不阿，强毅果敢而著称商界，像“棒槌”一般硬直脆亮，置地有声。加之陕西为西北主要林区之一，秦巴和梁山森林莽苍，盛产佳木，尤其是陕西的彬县一带盛产枣木，所产枣木擀面杖和棒槌走俏全国，光绪《彬县县志》就记载：“多枣树，西安一带之梳头木梳洗衣棰以此地为佳”。
因此，称陕商为“陕棒棰”也符合陕西的历史文化和物产特色，“棒槌”本身就是陕西的所产之物，以“棒槌”喻陕商也名实相符，贴切准确。
其次，称陕商为“陕棒棰”，高度概括了当年陕西商人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核心价值观和公正率直、纯朴可爱的行事作风，使陕西商人以“棒棰”的文化表征而在中国商界独树一帜，创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和社会公信。
这主要表现在：
（一）.称陕西商人为“陕棒棰”涵盖了陕西商人公平正义，刚正不阿的价值取向。
陕西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几千年以周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化育，使陕西商人以诚商正贾的社会正义力量自居，做生意讲求公正合理，不搞邪门歪道。明代初年，陕西商人在中国商界就率先提出了“贾道”即按商业规律办事的经商原则，伸张商业经营中的社会正义。明初陕西商人樊现就指出“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乎”，后来明代陕商康銮更提出了按“贾道”办事的社会正义理念，他在批评一个持价而沽的商人时说：“彼不知贾道也。直而后贾，此庸贾求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也，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矣”。可见，陕商始终以按“贾道”的商业原则办事，顽强的推行“以诚求财”的社会正义和商业良知。
难能可贵的是，陕西商人不仅提出了“贾道”的社会正义理念，，而且在实践上也努力践行这种社会正义，成为维护商业公正的主要力量。三原商人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擎”，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末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作风正派，操业自重的正直人格。三原王集与梁选橡同。他治盐淮扬时，“治盐使者行疏通法，商随倚以营私，名曰超制，或拉君，君谢不往，诸君大有获，乃诮君不听吾而失厚利，君笑应曰‘吾不得鱼，幸有吾荃，若视吾荃在否，不悉不得鱼也’，有识者以君言为是”。也很能反应陕西盐商不违法图近利，而是遵循法度，正当求财的经营作风。又如浦城雷太初，成化后，边疆屡屡告急，商屯亦坏，为转输军粮由官府先“贷金给商，购耀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公独不领金。众曰，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不答。逾年征以年之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徒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职易布冀，规厚利，公独斋本色，同行者笑其拙，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不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肤，至破家以偿”，亦同样反映了陕西盐商不图追利，不操机巧，而是诚实经商的经营风格。
（二）.称陕西商人为：“陕棒棰”又涵盖了陕西商人厚重质直，诚实不欺的经商风格。
陕西山川厚衍，水土妖夷的自然风貌和几千年传统优秀文化的积淀，使陕西商人形成厚重质直，质本天成的本色性格和忠厚为本、以义求财的经营风格，在明清中国商界素以诚信忠厚，言不二价而著称于世。陕西户县商人郭仰山，秦渡镇人。“设药市镇上，而拣材精审，身亲刨炙，虽极贵品，不敢以假乱真。盖公曰：‘药之良否，人命攸关，敢儿戏乎！虽贫穷，或严冬昏夜叩门户，无不与者。’盖公有尝曰：‘命等耳，贫穷独非命乎？且病痛思药，因心急如焚也。’”由于他做生意货真价实，市价不二，在远近名声遐迩，被大家尊称为“不二郭家”。韩城王庄党家村的党家也是靠诚信发的家。党家十一世党德佩早年在河南贾营作棉花生意，一次一位云南客人运来瓦罐、瓷器，滞销不售，将货物转托党德佩。党德佩小心维护，七、八年后，云南客商贩回贾营，党德佩将银钱货物一一呈上，云南客商目瞪口呆，已将此时遗忘，曰：“天下竟有如此伟男子”，遂拿出一笔资金帮党家发展。
陕西商人诚信经营的“棒棰”精神还表现在做生意一诺千金，不欺不瞒，以良好的商业信誉为自己占领和开拓市场。三原商人张居士在苏州做生意，“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是故“张居士名满邑里及如苏”，大家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取得了经营成功。渭南商人曹昆璋，辛兴里人，其父在四川做生意，多年教导家人“日后至蜀，即以忠信著闻”，昆璋谨记父命，因家中食指日繁，弃学就商，在川中诚信待人，取得了很好的市场信誉，被同行们成为“少年长者”，“同乡宦蜀者咸倚重，争以囊金寄他，贾益大起”。三原商人胡汝宽，仪态丰美，做生意豪放不羁，笑口常开。开典当一般利息是息本相当，宽减息之半，低息招徕，树立良贾形象，使求贷者多仰给他。他又宽其期限，有以土地和牲畜为抵押，汝宽固辟不取，认为不能断人生路，收获之时，有以粟抵息者来，无粟者亦来，告知一声即可，在陕西和山西商人中赢得了商信，人们“多倚公”，久之家业大起，被称为“以济人饶积蓄”的典范。泾阳商人张香享，在渭南雨金镇做典当生意。其质直朴讷而宅心仁恕，做生意待人以诚，立矫欺习，久而久之，一镇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贷无争，向他借贷银钱，从他的当铺出来，连检校都不需要。这样好的商信，当然使他的生意“贾日赢”很红火。
陕西商人诚信经营的“棒棰”精神更表现为陕西商人做生意待人以诚，不欺不瞒，急人所需。三原商人周双柏，先祖在河北东光县做生意，由于运转不佳，亏本负债以数百计，双柏子承父业，去东光县顶生意，为人诚恳，生意公平，很快发达起来，不仅偿还了旧债，还将家中旧屋拓稀改观。致富后更是好行其德，一言之诺，损数十金无悔。乡党们都愿意随他学做生意，他尽力相助，有不少致富和他相当，对他感激不尽。渭南板桥常家在四川金堂县做生意，有出租土地九千亩，承租人如遇年馑歉收，只要向掌柜磕头说明情况，便租银全免，决不追缴，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后土匪作乱，众人趁机抢掠店铺，唯独不抢常家。入近代后，四川军阀混战，伙计们纷纷携银逃难归陕。不久齐聚财东门首，交银了账。财东说：“战乱无依，你们拿去度日。”伙计们齐声回答说：“你家的银子，我们要它干什么。”这就是陕西人的诚信精神。陕西商人冯翊眭，永乐年间在临清做生意，又一次在汴洛间拾客银百金，客人寻金欲死，翊眭问的实情，全数返还。渭南商人白凤舞在羌镇开当铺，有一商人从他的当铺借银归，遣银百两在路上，凤舞自后拾之，即慨送其人，遣者感激不尽。清顺治三年，陕西商人崔维荞经商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银三百两，维荞守之累日，遗金人之，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维荞笑曰：“分你五十两银子，我何苦在这里等你数日呢！”。陕商王宗鹤，在甘肃静宁作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驮布的驴丢失，很后悔。有一日，一匹驮布的驴误入其家，家人欲执之。王宗鹤上前查看，见不是自家丢的驴，认为非己之物，不得为己，如是则无法取信于人，“为布商累也”，遂牵驴访主，送还失主。这种一言九鼎，不失信于人的诚商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一是渭南人刘相坤在凭信镇做生意亏本失败，又逢灾害，产殆尽，妻子饿死，孩子送人，自己亦奄奄一息，自己将妻子尸体挪于坟墓且仰卧待毙，还在坟墓外放有纺车、厨刀各一车，上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有埋我者，以此相酬”，这就是陕西商人质直厚重的诚信风貌。再一是合阳商人安尚起，在河南做生意，不幸身死亡故，其妻闻讯，变卖家产，赴河南为夫还债。
（三）.成陕西商人为“陕棒棰”还涵盖了陕西商人强毅果敢，不畏艰险的经营特点。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活动的领域主要是祖国西部地区。这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社会不靖，土匪没道，持资辇重的商人常成为他们千里追杀的对象。在这种严酷的贸易环境中行商坐贾，非要有不畏艰险，强毅果敢的“棒棰”精神不可。而陕西沃野千里、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轻生重死的性格。陕西群山环抱，雄关耸峙，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坚强刚勇。加上陕西水深土厚，生存艰难的求生环境，也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强悍性格。这些使得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分析陕西商人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亦总结说：“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有者”。这种不畏艰险，锐意贸迁正是陕西商人的基本特点。清代乾隆年间，御史赵熈出使西域。行走千里戈壁，到茫茫瀚海一个叫“一道泉”的地方，见有一瓦屋炊烟袅袅，招待行旅，进店问讯，方知店主是陕西三原人，年青时随大军贸易，留住此处，开一小店，招待行旅。无独有偶，百年后的光绪年间，又有一御史刘文海出使西域，在戈壁滩一个叫“一棵树”的地方见到一陕西人开的店，四野无靠，独家经营。这位御史十分惊诧的问：“为什么只有陕西人敢在戈壁滩开店？”
在西部贸易环境中，山西商人的“棒棰”精神，还表现在不畏强敌，敢打敢拼的尚武精神上。在康定运茶的陕西茶商，组成牛骡大帮，一次运茶的牛骡就有一两百头，并且组织严密，防御紧凑，还与“藏民结伴而行，籍其保护，藏民引走乘马，刀枪并随身携带”。在经商途中，每遇土匪兵祸，陕西商人拔刀相向，奋力拼杀，使盗贼闻名胆寒，在中西部贸易商路上留下了威武雄壮的“西商形象”。
明代富平大商人李月峰有一身好武艺，往来于塞北荒野中，押粮运草，手提强弓，坐骑骏马，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不逞之徒，望见他纷纷逃匿，其他商旅也借用他的名号，保持旅途安全。高陵巨商刘锡有一次经商于漳泉，夜宿蝎蛰岭被一群强盗围住，欲砍其兄。刘锡拔刀相向，与之拼杀，掩护其兄携带货物先走，由他断后，有两个土匪头子持刀来攻，刘锡与之交战不到两个回合，便连斩二人之首于刀下，其他匪徒一哄而散。三原商人温朝凤经商于四川，有一次行商于三峡中，水深浪急，有大盗数十人将他的货船团团围住，伏在船上不敢动弹。温朝凤挺身而出，立于船头，连毙三人，其他匪徒作鸟兽散。
在西部贸易环境中，陕西商人的“棒棰”精神更表现在他们敢于冒险，一次次向官府政策划定的“红线”“雷区”进行冲击，敢冒杀头的危险，冲破“禁区”，驱车如雷，扬长而去。
在明代，边茶贸易实质上是由官府操纵控制的非自由贸易，为了确保军马供应并以茶羁制番族，明政府曾制定了极为严厉的“禁私”制度，私贩边茶往往要受到茶园茶叶“籍入官”人枷号甚至杀头的制裁。面对这种严厉的制裁政策，如果没有一点冒险经精神，不敢跨越政策界限的雷池一步，明代的边茶贸易便不可能发展到那么波澜壮阔的程度。事实上整个明代，陕西茶商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顽强抗争，他们以陕西人素有的重死轻声，强悍不训的勇敢精神，冒死犯禁，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迫使政府作出让步，进行政策调整，不断推行者边茶贸易商品化的历史进程。这在封建社会中农抑末，商人地位低下社会条件下是十分大胆的举动。
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茶商首先对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廷只得在成化五年允其合法，“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同时他们还不顾明廷不许私贩边茶的严厉规定，大量走私边茶到西部各地，其数量甚至是官茶的一倍以上，形成“私贩盛行，虽有抚谕之官，率莫能禁，坐失茶马之利，垂六十年的局面”，遂使明政府不得不于弘治三年实行边茶开中“出榜召商，报中给引”，使私贩茶叶成为合法贸易。边茶开中后，由于西北各地对茶叶需求量增加，陕西茶产不敷供应，他们在次冲破明廷关于“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策限制，大量贩鬻湖南安化茶叶到边地销售，推动明廷在此调整政策，允许湖茶加入边茶行列“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报可”。在西北边地虽然明廷规定“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但这并不能阻止陕西茶商经商贸易的步伐，他们往往“雇请土人，传译道行，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往不出”，搞得明廷虽三令五申仍不能查明禁止，“久而奸弊日生……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这说明，明代西北边茶的繁盛完全是陕西茶商同政府限制贸易政策斗争得来的结果。
在西南边茶贸易领域，陕西商人也表现出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当明廷规定西南边茶只能以碉门、雅州为互市地点，不许通番贩鬻对陕西茶商不为所限，他们不走“天全六番故道”而是“私开小路经通嗒葛，而松、藩、黎、雅私商尤多”，致使明廷只得“茶禁日驰”，“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便于江河”。明中叶后，陕商又突破“明例茶不入番地”的规定，为了远售求价，他们领引边茶后，直入藏区“皆于炉城设店销售”，推动汉藏贸易中心“自雅令嘉岩，渐至打箭炉焉”。由于“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贸易”使打箭炉从一个荒僻的小山村变成了“汉番互市之地”。入清后，陕商又突破“不入夷地”的禁令，到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然后他们又应麻书土司之请“汉商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这说明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是陕商取得西南边茶贸易胜利的重要保证。
清代陕西盐业掌柜，冒着财失人亡的风险，打开了自贡井盐的生产局面。在清政府“引岸专商”制度下，官府严格控制川盐，“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不许越境贩卖。陕西掌柜负气尚勇，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深入腹地，“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硬是一路凯歌。到雍正年间，把川盐的销区扩大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7/10，确定了陕西掌柜在川黔滇盐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四）.称陕西商人为“陕棒棰”，又涵盖了陕西商人道法自然，持业自尊，不善变通的率直性格。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主要是利用政府“开中制”政策机遇，农民进城经商转化而来，他们身上更多保持着农民淳朴无华的本色，持业自尊，不善言辩，爱认死理，常作出令灵活的南方人大为不解的举动，才戏称他们为“棒棰”。
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韶要负货远行，对妻子说：“韶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呆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陕西商人很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的“棒棰”精神。在重农抑商的社会氛围里，只有厚重大气的陕西商人才敢说这样的话。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辟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家人嗷嗷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陕西商人“宁吏也贾”的“棒棰”精神。
陕西富平商人李尽心，发财不忘国家，万历年间陕西布政使司让李家“输金助边”，有司询其捐纳数，李尽心率直的说：“惟命”，初望其输五十两，李摇头说：“太少”，后长至千金，司大夫疑其有“狂疾”，后李家竟交纳两万金于国库，这就是陕西商人的棒棰精神。
清乾隆年间，旅蜀的陕西商人欲在成都盖陕西会馆，当地人眼红陕西人发财，设法阻挠，指令陕西人在一水潭凹地盖会馆，并不许动当地一杯土。陕西商人不为所惧，决定凡回陕西探亲或经商路过家乡的陕西商人，必须背一口袋黄土到成都。这样陕西商人硬是背了一口袋一口袋陕西的黄土，经千里巴蜀古道，到成都填平了水潭，建成了美轮美奂的陕西会馆。四川人被折服了，对陕西商人的强毅作风十分困惑，才称他们为“棒棰”。
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多为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能够保持陕西人淳朴简约的生活作风，即便是家财万贯，出入仅一布袍而，与生活奢华的都市格格不入。陕西商人负维新在扬州业盐致富，家资万千，扬俗奢靡，饮酒狭奸，而负却“淡薄自守，珠泪寸积，众嗤所然”，被称为“棒棰”；陕商石象在扬州贩盐致富，家资万余却“折节为俭，居常衣蔬食，不一娄人”被称为“棒棰”。在湖北贩布的陕西布商一次贩布上千万匹，白银用板柜装，出门仍然是穿黑棉袄戴瓜皮帽，被湖北称为“一大二土”是个“棒棰”。在自贡经营盐井的陕西掌柜更可爱，出外应酬穿戴的衣服、帽子由号上提供，所以“全新又极漂亮”，而鞋子是自备的，所以“补了又补，疤上重疤”，鲜衣旧鞋，不伦不类，被四川人戏称为“棒棰”.
有陕西商人“陕棒棰”精神的传承和支撑，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还需要怀疑吗？
本文发表于《陕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四期
作者：李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