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南、西北地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大后方，因而抗战期间西安近代工业发展十分迅速。1937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0家：西京机器修造厂、德记工厂、同发祥铁工厂、培华染织厂、民生工厂、东升面粉公司、成东面粉公司、城东制革厂、上海玻璃厂、西北电池厂。1938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7家：西京机器厂、陕甘工厂、和合面粉公司、西北化学制革厂、华盛皮件厂、西北协与造纸厂、启新印书馆。1939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1家：建国机器厂、同兴面粉公司、中原碾米厂、新兴碾米厂、大华纱厂酒精部、西北化学药厂酒精部、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华西制药厂、西北药厂玻璃部、西京猪鬃厂、军用颜料第一厂。1940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9家：振兴工厂、光大毛织厂、实验毛织厂、益生造纸厂、新华科学制药厂、长城电解厂、秦丰烟草公司、兴华造油厂、东华漂染厂。1941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1家：育才机器厂、建中机器厂、泰记华兴工厂、同兴铁工厂、建新铁工厂、企业公司毛织厂、长安制革厂、西北液体燃料厂、长安印刷厂、化学工业厂、华隆猪鬃厂。1942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家：三光玻璃厂。
截至1942年2月，西安共有近代工厂67家，资本总额达1465.1万元。其中机器工业15家，资本148.5万元；纺织工业7家，资本348.2万元；面粉碾米业8家，资本177.5万元；制革业6家，资本81.3万元；酒精业2家，资本10万元；造纸业2家，资本37万元；火柴业1家，资本5万元；液体燃料业1家，资本100万元；印刷业3家，资本63万元；化学工业6家，资本172万元；制皂业2家，资本0.4万元；玻璃业4家，资本22.2万元；烟草业1家，资本100万元；电气工业2家，资本110万元；砖瓦业1家，资本8万元；制油业1家，资本12万元；漂染业2家，资本43万元；猪鬃业2家，资本2万元；颜料业1家，资本25万元①。其中49家工厂都是抗战期间成立的，占当时西安现有工厂数的73.1％；49家战时所成立的工厂资本总额为887.1万元，占当时工厂资本总额的60.5％。从这组数字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时期西安工业发展速度之快。
抗日战争期间，西安的近代工业发展十分迅速，不仅工厂数量多，而且涵盖门类广泛，包括纺织业、机器业、面粉碾米业、制革业、造纸业、化学工业、液体燃料工业、火柴工业、冶铁工业、玻璃制造业、纸烟制造业、电力工业、印刷业、砖瓦制造业、漂染业和制油业等十多个门类。
抗战爆发前后，西安工业发展迅速，不仅成为陕西的工业中心，而且也是整个国统区的11个工业中心之一，足见其在全省乃至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陇海铁路经西安贯通陕西，给西安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1934年底，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使之成为中原进入西南、西北的咽喉要道，是近代西安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从1935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数量上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35年以前，西安仅有近代工厂10余家；而在此后，西安工业发展十分迅速，仅1935年便有11家工厂落户西安，截至1942年2月，西安已有工厂66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1934年底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后设立的。商业方面也是如此，1935年以前，西安只有商号4000余家，而且多是小商小贩；1935年便增至5000多家，其中有3000多家都是比较有规模的；到1940年更是增加到了6509家。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西安的工商业便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足以证明铁路通陕对西安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二，大量沦陷区工厂内迁西安，使之成为当时西北最大的工业城市。陇海铁路通到西安之前，西安近代工业寥若晨星，而且屈指可数的近代企业也困难重重、难以为继。自陇海铁路贯通陕西后，陕西近代工业才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企业纷纷内迁，其中迁入陕西的工厂共42家，仅次于迁川和迁湘的工厂数，占整个内迁企业总数的9.4％。迁入陕西的机器设备共1.5万吨，占内迁机器设备总数的9％；迁陕的技术工人有760余人，占内迁总数的6％。但受交通、地理条件的限制，内迁陕西的工厂绝大部分集中在陇海铁路沿线一带，其中又以西安为最多。这些内迁工厂大都是资金雄厚、设备先进、管理科学的代表当时国内工业发展最高水平的骨干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相对落后的西安工业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而且，内迁工厂还带来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尤其是随厂迁入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多是曾经留学海外、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人才，内迁陕西后，自然会对陕西现代生产技术的提高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党政机关、学校和难民的大量涌入，使西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工商业城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沦陷，党政机关、学校和大量难民迁往后方。陕西地处中西结合部，是通往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咽喉，因此，沦陷区人口沿着陇海铁路大量涌入陕西。尤其是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中原大地顿时成为一片泽国，河南难民纷纷沿陇海铁路向西逃难。进入陕西后，便分布在陇海铁路沿线，而分布在西安的人口最多。1931年西安仅有人口118135人，1937年就增至197257人，1945年更增至489779人②。14年间，西安人口便增加了4倍多。这显然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能达到的，而是因战时人口迁入而成之。这些迁入西安的人口，“他们多来自经济较发达的华东、华南、东南地区，带着较娴熟的技艺和一些新知识，是一些熟练劳动者，是一支宝贵的技术力量”③。因此，大量人口的迁入为西安的工商业发展带来了充足的熟练劳动力。同时，大量人口齐聚西安，使城镇人口急剧增加，日用消费品消耗量加大。所以，外来大量人口的迁入也为西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刺激了消费，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④。
楚兴公司的几个领导人对石凤翔的事业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和影响。因为楚兴公司租办了一家纱厂，获得巨额利润，后来才产生裕华、大兴、大华三个纺织公司。楚兴公司是这三个公司之母，石凤翔同这四个公司的纱厂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必要叙述一下楚兴公司的组织和领导人，以及租办、经营纱厂的经过。
湖北开始创设的纱厂是国内在19世纪末兴建的一些工厂之一，它是清朝政府两湖总督张之洞引进英国设备建成的。当时一共建了纱、布、丝、麻四个局(局即现在的厂)。这些局的领导人都是由总督委派的道台担任的。这些官僚老爷进场巡查，都穿着官服，前面排着戴红黑高帽扛着大牌的差役，工人如果违反规定，立刻命差役拉下去鞭笞，根本说不上什么管理，只能说是一种官僚统治。因此，这些厂从开车后就连年亏损，又一再换人承办，都无法改变不景气的局面。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清政府覆灭后，改由楚兴公司租办经营。
石凤翔在见习时同张松樵接触的机会较多，张松樵原来是汉口一家洋货商店里的学徒，但却是一位富有才干的有心人。两人经过多次交谈，张松樵了解了日本纱厂的概况，初步认识到纺织技术和经营管理的重要性，同时楚兴公司徐、张等人意识到租办的布局所有权不属于自己，一旦租期届满，便完全失去产生剩余价值的手段了。徐荣廷是个普通商人出身，但办事有魄力、有远见，精通商业业务，富有敏锐细致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当时纱布生产所产生的巨额利润使楚兴公司领导层对创办新的纱厂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就是后来武昌裕华纱厂的起源。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楚兴公司领导人意识到人是更重要的因素，因此决定创办楚兴纺织学校，延聘石凤翔为校长，从此他成了楚兴职员。
楚兴纺织学校招收了当时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生加以专业的技术培训，1922年武昌裕华厂安装机器投产，这些学生成为裕华的技术管理骨干。石凤翔成为武汉裕华纱厂的技师，实际上它的职权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楚兴公司租办布局连年获得巨额利润，这使当时湖北的军阀们垂涎欲滴，便不等租赁期满，军团的肖耀南派军队接管了布局，楚兴公司承办的原材料以及成品、半成品应当折价补偿的，也一笔勾销，拒不付给。但这使楚兴公司遭受的损失并不大，徐荣廷等乃用楚兴的资金和历年的积累创建了石家庄大兴纱厂。
大兴纺织公司常务董事苏汰余陪同石凤翔前往石家庄接任。大兴纱厂经理徐松滋仍留原职，石凤翔顺利地接管了大兴。裕华的机器购自英国，大兴因张荫甫的关系选用美机，张固守美国低速大卷装的一套技术，不善变通。石凤翔一反其所好，增加了细砂锭速，产量大增，并锐意提高质量，于是大兴纱布畅销关内外。石家庄地处要冲，四通八达，河北平原有优良的棉花，可就地收购，又有井陉、开滦的廉价煤炭供给自己发电，工资低于沪汉约百分之二十，销路广阔。石凤翔凭借大哥在政界、法界的关系，同当地的驻军、法院、铁路、银行以及过往的名流显要关系搞得很好，军阀内战期间，大兴不但未受损失，反而因此坐获巨利。石凤翔就这样当了近十年的太平厂长。好景不会常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陷，华北平原水旱灾频仍，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波及中国，加之国民党当局内政不修，对外屈辱退让，日本军国主义的魔掌逐渐伸展到关内，大兴工潮频起，石利用当地驻军法院进行镇压。但因丧失了东北市场，关内农村经济破产，购买力大大下降，产品积压，销不出去，连年亏损，如果不是资力雄厚，又有裕华维护，便有倒闭的可能。在此危急情况下，石凤翔南下与当时总公司董事长苏汰余商讨解救的策略，结论是向大西北试探立足之地。由石凤翔亲自到西安调查落实，提出方案，报告总公司再作决定。西安距燃料供应地稍远，机物料供应要从津沪内运，这些方面稍逊于石家庄。熟练工人比较缺乏，但有大兴、裕华两厂支援，容易解决，而且整个大西北还没有机器纺织工业，关中平原的棉花并不亚于河北，市场广阔，这些条件又较优越。于是决定由石凤翔负责筹建大兴第二厂。
1935年，石凤翔在西安选购地皮，着手建厂。他将大兴细纱机改造大牵伸后，前纺多余的粗纱机调运西安。
另外，石凤翔订购细纱机、梳棉和清花机器，配套成一万多纱锭，又将大兴1100瓦的发电机及其配套的锅炉调运西安。他又亲自去日本，参观日本的纺织厂，考察比较了日本新出的各种大牵伸和新设备整理及传动机械，派人去阪本布机制造厂学习安装、保养、维护技术，采购了一套温湿度调节设备。并采纳日本工程师的建议，针对当时西安建筑材料缺乏的特点，全部厂房采用钢铁结构，棉瓦带屋顶保温层，订购了主要的建筑材料，只是砖木水泥采用国产，这样的厂房造价低、施工进度快。当时日本纺织机器的价格不到英美的一半，而交货期短得多。1936年秋，大兴第二厂就投产了，这是西北第一所近代化的纺织工业。
大兴第二厂开工半年，每月都有盈余，但因规模不大，未尽其利。石凤翔建议总公司将厂的规模扩大至3万锭、800台布机，但这项投资大兴本身已没有余力了。大兴公司董事长苏汰余接到这个建议后，召开了大兴、裕华两个公司董事联席会议，决定由裕华公司公积金项下拨款投资，作为扩充大兴第二厂的资金，同时更改厂名为大华纺织厂，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石凤翔任大华纺织厂的经理。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沿海的纺织工业始则陷于破坏和停顿，继则被日本军国主义所霸占。内地的纺织工业空前繁荣，但大敌当前，这种繁荣是有限度的，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民族资产阶级所面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势。西安大华纱厂在石凤翔的擘划下很快将引进的日本新设备投产。他倾注全部精力，锐意经营“雁塔牌”细布，该布以畅销中国市场的日本龙头细布为竞争对手。他从精选原料、讲究混棉入手，注重保全保养工作和浆纱技术，使雁塔牌细布在布面外观、色泽、手感各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每匹成布长度又略长于龙头细布，深受买主欢迎，因此雁塔细布在西北地区深入人心。但石凤翔过分侧重于雁塔细布而忽略了棉纱质量，使用户不愿意要雁塔牌棉纱，这常受到总公司的非议。石凤翔对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不遗余力，如1934年在石家庄大兴纱厂时，见到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创制的一种传动细纱机的变速马达，能随纺纱成形的大小而自动调整变速，可以减少断头，增加产量。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新颖的一种传动设备，石凤翔一下买了10部。这种马达的售价几乎是常用马达的10倍，而且体积庞大，使用结果，从总的经济效果来看是“得不偿失”。西安大华纱厂就规模来说是一个中型厂，但机器有日、英、美、瑞士四种，机型各不相同，这就使备用的机配件增多，物料备用品种也必然增多，不但给管理上带来了不便，而且多占用了资金，加大了成本。总公司方面对他这种做法颇有微词。他对日本人的崇拜达到了迷信程度，什么都是日本好。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是石凤翔的好友，参观大华后曾对石说：“你们厂的设备新产品好，就是日本货多了些。”石凤翔在抗战初期从事著述，写了一部《棉纺学》，后又开办大华纺织专科学校，招收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从事专业培训；拆迁西安大华1万纱锭到广元，创办了广元大华纺织厂；又租用了武昌震寰纱厂拆迁到西安的纱机1200多锭，扩大西安大华的生产能力⑤。
据《广元县志》记载：1939年10月，为了躲避日机轰炸，石凤翔遂以每亩地法币240元购买广元东山坡地229亩，开山洞24处，修建广元大华纱厂。1940年，广元大华纱厂1.28万纱锭安装完毕，并到四川、陕西招收100多名工人，投产后年产棉纱6080件。截至1949年，大华纱厂有1.28万纱锭，职工1021人，年产棉纱0.54万件；有厂房、辅房1.17万平方米，住宅1.12万平方米。
1941年8月29日上午11时许，日机9架轰炸广元县城，大华纱厂的警报声凄厉地响起，很多居民逃到大华纱厂防空洞里躲藏，顿时全城硝烟弥漫，炸死38人，轻重伤82人。大华纱厂正在安装的原动车间、细纱车间机械设备被炸毁，损失达40余万法币。
1945年，熊轩卿接任广元大华纱厂厂长。熊是赤壁市三眼桥熊家村人，他采用碎木屑掺煤使用和缩小劳资差别等办法，解决了燃料问题。他还设法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当时工人每星期免费打两次牙祭，每月发几元钱、7尺白布，洗澡、住宿、用水、用电都不要钱⑥。
抗战期间，武汉裕大华公司先后开办了西安大华纱厂(后改名陕棉十一厂)、大兴二厂(后改名石家庄棉纺七厂)、广元大华纱厂(后改名广元市纺织厂)、成都裕华厂(后改名成都纺织厂)、重庆裕华厂(后改名重棉三厂)。由这些纺织厂组构而成的裕大华集团，一跃成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垄断了大后方一半以上的纺织品市场份额。
石凤翔不仅经营大华纱厂，还与其他人合作创立了大秦毛纺厂；同时，创建了大华酒精厂、实华实业、信义贸易公司等10余家企业，为抗战和西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国人皆知的“西北纺织大王”。
此时，国内闻名的石凤翔广交各界人士，以拓展自己的事业。当时历届陕西省政府主席以及驻军首领，公、私银行经理，铁路管理部门的局长，直至青帮头目之流，石凤翔无不广为结交，如蒋家王朝的嫡系胡宗南，即与石常相来往。当时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胡宗南部炮兵团当团长，石凤翔家中经常举行周末舞会，蒋纬国由于胡宗南的关系也常到石家参加舞会，这样就和石凤翔的次女石静仪逐渐熟识了。一方是西北著名企业家的女儿，另一方也早意识到那是蒋家家族的主要成员，抚养蒋纬国的母亲姚怡诚当时也在西安，对儿子的婚事很支持，所以不久两人就结婚了。1940年，蒋纬国与石静仪的婚礼在长安崇宁宫举行，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亲自支持了他们的婚礼。从此，石凤翔与蒋家攀上了亲戚，在国内更是名声大震。
20世纪40年代初，大华纱厂两次遭受火灾，一次是日本军国主义飞机空袭投弹起火，另一次是厂内电线走电起火，两次损失都很大。当因走电起火把厂房付之一炬的消息传到汉口总公司后，总公司的一些负责人极为愤怒，认为这是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引起的，石凤翔终日在外忙于应酬，很少到车间作深入检查，因此，责成石凤翔将肇事原因和责任查明处理，并迅速筹划恢复生产报告总公司。这封信刚办完正待封发时，又连续接到西安的消息：一是石凤翔的次女将与蒋纬国结婚；二是石因厂房火毁忧心如焚，咯血旧病复发，正延医调制中。于是总公司将尚未封发的信搁置起来，另行驰函慰问，并责成厂长张万里迅速恢复生产。石在这一事故中应负的责任就这样一笔勾销了，而后来张万里成为替罪羊，辞职了事。
大华恢复生产以后，石凤翔又振作起来，鉴于当时通货恶性膨胀，石遂利用废置的纺纱机械办了一个小型毛纺织厂，组成了大秦毛纺织公司。它的资金是集中大华的上层职员中历年分得的红利。西北羊毛历来是输出品，当时因战争关系无法出口，因此收购者少，毛价下跌，而毛纺织成品又奇缺，因此只要有成品，不问质量，不胫而走，所以小小毛纺厂也能年获巨利。抗战胜利后，大秦毛纺厂停办，这笔资金被石带走，投资于台湾大秦纺织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而宣告结束。蒋家王朝到处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1942—1948年，由于战争的破坏，大华纺织厂的生产时断时续，厂内职工积极参加革命，成立党小组，建设地下组织和纠察队，保护厂区，保护厂内职工生命安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6月27日，大华纺织厂举行复工庆典大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贺龙将军也专程到场祝贺。1951年，接中共西安市委指示，并按照裕大华总公司的统一部署，大华纺织厂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并将厂名更改为“公私合营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秦厂”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