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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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最危难之际，所有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白区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百，西北根据地却在血雨腥风中屹立，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的希望。
而那时那刻，却是西北根据地的生死存亡之时。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军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带领着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挽救了西北红军与西北根据地。于是，历史从这里转折，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辉煌。
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
延安的一处普通民房里，2009年10月的一天，陕北红26军最后一位老红军、96岁的黄克强老人正在吃力地辨认着探望他的客人，中纪委原副书记张策的女儿张婷婷。
老人的近期记忆已经模糊，远期记忆却依旧清晰。他只是奇怪，他的战友张策，又翻山越岭发动群众去了，走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回来；一脸稚气的张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女儿。
往事如潮。老人凝思许久，对战友的女儿说：“革命，就是革自己的命啊！”
张婷婷至今还在回味这句话的含义。
军事战略家李际均中将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曾说：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存在，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地和抗日战争的出发地，有三点主要的原因：第一，当时的西北地区是大小军阀和各种势力存在和争夺之地，形成了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第二，刘志丹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摸索和实践，形成了一条切合实际的、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第三，在大革命时期，西北地区涌现了以刘志丹为首的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忠勇无畏，为了人民的事业和革命的胜利，不怕牺牲，不怕挫折，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的牺牲和贡献，为建立和保全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大哉斯言！
也许人们不会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梁山脉由此走入了历史，一幕幕悲壮辉煌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辉煌，而南梁几年后发展成为覆盖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大转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从渭华起义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用血雨腥风形容似乎已经不够，即使掀开历史的一角，也足以让我们震撼。这些革命者仿佛趟过一条血的河流，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前行。
当问起红26军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的儿子郭建民，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大约牺牲了多少人？郭建民说：无法统计。父亲逝世后，郭建民曾经多次寻访和祭拜过父亲当年牺牲的战友，他有一份不完整的统计，仅抗日义勇军一部，留下姓名者的烈士就达700余人，其中包括郭宝珊同志的九位亲属。
张元生的父亲是张秀山同志，当年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张元生在回忆父亲负伤的情况时，令记者动容。红26军组建后不久，在庙湾镇战斗中，张秀山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胸部，嘴里和胸口都在喷血，失血过多的张秀山觉得口渴难忍，对自己的马夫说：尿！马夫只好把自己的尿给他喝。奄奄一息的张秀山竟然挺过来了。
刘志丹同志唯一的女儿刘力贞当年是81岁的老人了，但是仍然思维敏锐，目光清澈。在西安市朴素的家中，刘力贞谈起了她幼年的回忆。
身处险境的刘力贞母女被陕甘苏维埃主席习仲勋派人接到了南梁根据地，刘力贞见到了久别的父亲。
直到今天，关于刘志丹的传奇仍然在陕北人民中流传：关于他的除暴安良，他的智勇双全，他的用兵如神。斯诺评价：他是穷人的罗宾汉。但是在女儿眼里，时任西北军委主席的刘志丹“像一个伙夫头，经常给部队做饭”。
路线，路线，路线！
张秀山的这个发言，实际上驳斥了王明等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论调。其时，刘志丹已经牺牲六年之久，为什么张秀山在会议上重提路线问题呢？这其中有着血的教训。
由于西北地区的特点，刘志丹等领导人实践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在政治路线上，刘志丹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同时，他对根据地附近的各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孤立反动武装。
在发展革命武装的问题上，刘志丹提出了“三色革命”路线。其中，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所谓“灰色”，就是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
刘志丹手迹
提到三色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两个很典型的人物：郭宝珊和马锡五。郭宝珊和马锡五都是出身贫苦的农民，因为反抗国民党的残酷压迫，马锡五当过“袍哥”，而郭宝珊在黄龙山落草为王。他们的经历，很类似《水浒》中的好汉，但是他们又是幸运的，遇见了刘志丹和红军，并且在刘志丹的教育下成长为真正的英雄。马锡五后来是人民司法的标志性人物，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办案方式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他为农妇封芝琴平冤案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戏曲《刘巧儿》的原型。郭宝珊的成长经历更令人回味，他的部队刚刚被红军收编的时候，有一次部属违反群众纪律，郭宝珊一怒之下开枪打死了违纪的这两个士兵。刘志丹知道后，批评了郭宝珊，耐心地讲解了红军的纪律。在陕北肃反的时候，前方作战的红26军指挥员被以“开会”为名调回后方逮捕或杀害，于是一时人心浮动，这时郭宝珊也接到了让他回瓦窑堡“开会”的命令，有的同志在激愤之余说：跟他们干！郭宝珊说：红军怎么能打红军？于是毅然上马奔赴瓦窑堡。
据史料记载，陕甘革命根据地由于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到1935年5月，西北红军扩展到5000多人，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7个师、32个团约6万兵力的进攻，歼敌7000余人，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民族英雄刘志丹
然而，刘志丹和他创建的正确路线却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屡遭磨难。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从1931年到1935年，刘志丹数次被撤职，被批判、被关押，被戴上了“富农路线”、“逃跑主义”、“梢林主义”等等大帽子；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被认定为“富农路线下招兵买马的土匪。”
在西北红军一波三折的发展中，有两个让西北红军蒙受重大损失的人，他们指责陕甘红军符合客观实际的做法，要求红军四面出击，攻打大城市和红军的统战对象，如果说“左”，实在不能再左了；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李竹声，一个是陕西省委的杜衡。
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刻，李竹声和杜衡都先后叛变，成为红军最凶恶的敌人。
西北红军最大的考验来自于1935年7月的陕北肃反。史称，这次肃反波及了红26军所有连以上干部，刘志丹、杨森、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被捕，200多名红军指战员被杀害，形成了前方杀敌、后方被杀的令人痛心局面。
这次错误的肃反几乎断送了“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溯其根源，固然与当时中共北方局特派员和某些人的宗派主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宗派主义是错误路线天然的同盟军。但究其更深的原因，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党内造成的恶果。
像当年的李竹声和杜衡一样，王明与张国焘，都是“左”到消灭自己的同志，右到一切交给国民党，叛变投敌的人物。机会主义者的两面性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是历史让人深思的问题。
中国革命在这里再出发
李际均在上个世纪50年代整理军史中，采访过徐海东、张秀山、刘景范、王世泰等同志，他深有感触地说，西北根据地是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也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同样成为解放战争和解放全中国的出发点。西北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他说，刘志丹同志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他留下的风范永垂于世，那就是一个共产党人顾全大局、不计前嫌、不搞宗派，光明磊落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西北根据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中央红军正在向哈达铺进发。
从1931年底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几个月后到川陕边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最初选择的落脚地是在红二、六军团建立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然而，在民族危难空前严重的背景下，1935年6月28日，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继续北上！北上抗日！
中央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命运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了。
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毛泽东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了所谓“赤匪刘志丹”在陕甘活动的消息。于是，立即找来陕北出身的干部贾拓夫了解情况，高兴地说：我料定刘志丹至少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于是，毛泽东决定率中央红军向陕北进发。
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的住所
根据三人小组的汇报，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立即致电张闻天等人“错捕一些人，定系事实”。据此，中央成立专门调查小组，11月30日，中央在瓦窑堡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为刘志丹等人平反，并予分配工作。同时处分了相关人员。
这些果断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了肃反错误，使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不过，刘志丹等人虽然恢复了工作，但是平反并不彻底，刘志丹等同志还留着“严重右倾”的结论。
陕北肃反的平反不彻底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党内对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认识并不统一，遵义会议上只是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而毛泽东政治路线的确立，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伤害而未能彻底平反的同志，不仅仅包括西北红军，也包括各路红军的同志，如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受到“开除党籍”处理的郭化若、宋时轮，而左权一直到抗战牺牲，还顶着被王明扣上的“托嫌”问题。
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也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再生之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走向成熟、壮大，各路红军主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踏踏实实地完成了“重新聚集与整合”，成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砥柱中流”，开始了奔向新中国的辉煌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