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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传诵几近千载；其感染力量、感召意义，播撒民间，亦召唤学界。
谈起杨家将，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更多的人接触到的是小说、影视、故事、戏曲甚至动画，这些带有浓重渲染色彩的直观的文艺形式。杨家将在这些文艺形式的表现下逐渐的在人们心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大家感叹着杨家将的悲壮、赞叹着杨家将的忠勇。杨家将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成为了正义的化身，在天下人心中化为了忠勇的典范。
北宋杨家将的问题,中外闻名,历来受世人关注,近年议家更盛。只因其主要人物杨业事迹在宋、元史籍中记载极略,且互有岐异,致多方面事起传闻,虚实混存,争议不少。这里陈述己见,仅供参考。
今陕西省神木县是杨业父辈起家的地方。唐、宋时,神木为麟州地。业父杨弘信(亦称信,或宏信)曾以麟州地方土豪自立为刺史①。
麟州地面,古属云中,汉置西河,历来是祖国西北少数民族过往之地。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突厥人康待宾举“六州杂胡”反唐被平定之后,其余众党项羌为主的各族部众杂居今陕北神、府地段。为了“招集党项,复其居业”, 张说(悦)“奏置麟州②”,至此,麟州才出现在陕北的历史地图上。开元十二年,唐政府又把原属胜州的连谷和银城划并入麟州③。使麟州辖区扩大,东尽黄河,西界夏州,北边胜州,南接延绥之银州·佳州。五代继宋,麟州治所久设新秦。新秦为汉古堡,原为军家要塞。欧阳修在为杨业的侄孙杨琪作的墓志④中写到：“杨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起一方。”并引用了皇佑三年(1051年)其子杨畋以其父丧合葬杜泽原时的铭文。文中也提到“杨氏初微自河西,弯弓驰马耀边睡。”可知杨氏初起本在河西（这里指秦晋黄河北段之西）, 由地方土豪而兴发成麟州的世家大族。
《东都事略》和《宋史》皆言杨业是“并州太原人。”其他史考亦有言“代州人”的。其实人户籍贯,世代总有变迁。杨业“弱冠侍刘崇”,在山西渡过了大半辈子,以宋京汴梁的位置说他是“并州太原”或“代州人”,亦即河东人,情理可解。何况其子女后人,未见有返还河西的记载。但是,从杨业父辈讲,籍贯在麟州无可非议。杨门世家是在麟州兴发起来的,杨业是喝着屈野（今窟野）河水长大的。
新、旧《五代史》和《宋会要辑稿》都记府州折从阮的父亲折嗣伦曾于晚唐“为麟州刺史”, 可见杨氏起家麟州在折氏之后。
《资治通鉴》记载,后唐庄宗天佑七年升府谷为县。第二年以县建州领府谷一县,以麟州东北河滨之地置,并以折嗣伦子折从阮为刺史。有注云：“土人折嗣伦世为麟州镇将。”可知折氏在麟州的源流很久长。亦知府州至建州以前原本麟州地。故杨折两家在麟州,折氏先,杨家后,堪称一地之雄。
麟州原本不属河东管辖,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因李克用（沙陀人）奏请,才隶归河东的⑤。朱温灭唐建立后梁,李存勖（克用子,即后唐庄宗）以河东势力对抗,建立后唐。为了集中势力南下,不得不排除后顾之忧,于是举信折氏以固河防。从而麟府分镇,隔边划界,以后折氏也就再不控制着麟州。这正是杨门世家兴起于麟州的时代背景。即折氏东向河防威镇府谷以后,便是杨宏信雄起麟州之日。
麟府虽然分镇,可史不见两家有干戈之争。两世家相依共存是五代初的社会形势和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决定的。动荡社会的激烈演变,总是要冲击到当时历史阶段上每个平静的空间。石敬塘图假契丹之势,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建立起后晋政权,按其“儿皇”之约, 河西麟府亦当北附。然而,当时河西势力多不欲降顺于契丹,故契丹曾要迁“河西之民以实辽东”⑥。这个政治事变危及河西地方势力各派本身利害而自谋出路。折氏“凭河据险”抗击契丹；杨家麟州自卫,暂守一方。可他们都打算进窥中原势力的变化再图他谋。这就使麟州杨家与府州折氏成为并列割据河西的地方势力。
古代的麟州城至今遗址尚在,当地人代代相传其名,叫“杨家城”。这也就是欧阳修提到的新秦。在今神木县城北的古长城上,距今县城30多里,位于窟野河东岸的山梁上。古址废墟中常见钢铁古币和唐宋瓷器。1969年,当地农民春耕时还发现过打有杨家字样印记的几段金器碎件。可见,不论从史论证,还是以发现的文物考实,五代至宋,这里确系杨门世家所在之地。
过去曾有过这样看法：一是不承认杨氏麟州起家,一是认为“杨家将”事出在神木。前者大约就是单纯依“杨业并州太原人”为据；后者出于乡土观念,把杨业与杨家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显然,两种看法都欠妥当。杨业曾是北汉臣, 久居太原。入宋以后仍然守边于代北地区,故“遂为太原人”之说情有可原。但是杨业祖籍神木,他出身于麟州杨门世家可确凿无疑。所以说,麟州是杨家将主要人物杨业的家乡,杨家城是杨家将老令公杨业父辈雄据过的老家。
杨业是杨家将的主要人物,杨家将不止杨业一人而言,杨家将是指以杨业为代表的北宋抗辽守边的杨门战将。
“杨家将”到今天,已是个艺术上概念化了 的历史名词。历史上的杨家将,即是北宋抗辽御夏戍边的杨业祖孙三代的英雄们。杨业抗辽保边的事迹,宋时当代人已多有记叙赞颂,且已达到“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⑦的程度。所以,抗辽守边是杨家将得称的前提。抗辽战场上的杨家将,不仅不是杨家在麟州的家丁家将,也不包括杨门远代的后世子孙。至于像《水浒传》与《岳飞传》中提到的,那是因为当时 传说影响了作品的创作内容,即使有宗室实录的真事真人,也只是杨门后代,不能算历史上的杨家将人物。杨家将不等于“姓杨将”。随同杨业祖孙三代抗击异族入侵的英雄中,类同孟、焦一样的人物,虽非杨姓之人,亦在杨家将之列。这就是说,历史上的杨家将是有其时代限度和历史地理范围的。正因为有这种的历史环境,才使杨家将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发展成为概念化了的人物,成为历史上象征性的抗击异族入侵的爱国英雄。可见,杨家将既有历史上的真人,又有艺术上象征性的塑造人物。他们当年活动的区域主要在北宋河朔抗辽的战场上,即今山西、河北的北部地方。
哪些是象征性的塑造人物呢?在戏剧小说家们塑造的杨家将文艺家谱中,硬是插进了杨宗保和穆桂英为杨延昭（景）的子媳,把本来是延昭子的杨文广给推后了一辈,成为杨业的曾孙。所以在戏剧小说中,杨宗保和穆桂英也成了杨家将的主要人物。类此，“八姐、九妹、烧火丫头杨排风”,一个个戏剧人物中的杨家将都给塑造得生龙活虎,而且成功地系列产生了“杨门女将”,让她们飒爽英姿活跃在艺术的舞台上。
穆桂英夫妻之名最先见于元初南宋遗民徐大焯所撰之《烬余录》中。后来因此而史家评《尽余录》虚实各半,难为信史。但是,我们用今天的艺术角度看,历代艺术家和人民群众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段,高度地赞扬了杨业祖孙三代的保家卫国捍卫边疆的爱国行为。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完美加工和形象方面的成功塑造,才使杨家将故事摆脱了历史的原型而曲折离奇。其原由正如周华斌在《略谈杨家将故事的历史衍变》中所言：“杨业祖孙三代抗辽保宋,本身带有双重性。它既符合人民群众反抗民族压迫的愿望,又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教化忠节的要求。”所以“千百年来,历代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各取所需, 按照自身的观念来装扮杨家将”⑧,这说明后世戏曲小说中的杨家将已不是单纯的抗辽英雄, 已经衍化成表达人们爱憎的‘模特儿’了,成为文学艺术贬恶扬善的社会题材了。
回转身再翻开历史看,杨业和他的儿子延昭、孙子文广都列传于《宋史》。他们英勇抗辽的事迹。尽管诸史记叙虽略,但是史实相当突出。杨业从北汉到北宋,与辽人“角胜三十余年”⑨, 不仅有“令公”之称,且号为“无敌”。尤其是在他归宋以后,抗辽战功累累,事迹十分显赫。其中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杨业仅以千骑大破辽军十万于雁门关,阵斩辽驸马,活捉辽大将,至此使“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⑩这样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则更加神奇。
业子延昭（避太宗第八子德昭讳,受太宗赐名为‘景’。故戏曲中以延景为名,即杨六郎） ,为将用兵智勇双全,威震‘三关’辽人惊服。咸平二年(999年)冬,驻守遂城,城低难守,延昭发动军民一夜之间汲水浇城,落水成冰,加高了城垣,城头坚实油滑,攻城辽兵难以攀登,没奈何只得丧气撤围而去。如此战例在当时实属罕见。他不但用兵机勇,而且善待士卒和百姓。镇守高阳关二十余年，“出入骑从如小校”。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延昭卒于高阳关,年57岁,他死后，“河朔人多望柩而泣”。史言宋朝“录其三子官”,《隆平集》记三子名为“传永、德政、文广”文广年龄尚小。到宋仁宗宝元年间,文广年近成人,范仲淹见了“与语,奇之,置麾下。”得到重用,也成名将。后附狄青,亦有战功,且能献安边之策以供朝廷。
《宋史》记杨业七子,长子延玉随父殉难于陈家谷,余皆不明。有人说延昭非排行第六,或疑为次,或言其长,还有人说“六郎”是辽人叫出来的外号,尽管说法颇多,都未见提出什么理由,何况当时“投门义子”或“大户排行”都有可能,所以我认为还是以“六郎”称之为妥.至于戏曲中的排名,各有分晓,自无不可。
总之,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人, 确是存在于历史的杨家将主要人物。至于传说中的杨家将更有其广泛的社会性,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以抗辽名将杨业祖孙三代人为标志的一组抗击外侵的爱国英雄人物。其中包括“杨门女将”、“孟焦二将”等。他们不一定都实考无误,却确有类同实存。作为封建时代杨家将军中,亲从部属,得力干将,理当有之。虽为艺术形象,也不是毫无根由地取材,追其来龙去脉,不无“一步从真”。如若一概否定塑造人物的社会存在,那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当然杨家将的历史人物与他们在戏剧、小说中的艺术形象是两码事,决不可以混为一谈。
戏剧、小说中的杨门女将大多比男将更能干。他们给观众和读者的印象是,女将很厉害, 男将有人爱。从佘太君、穆挂英到八姐九妹和杨排风,个个都是巾帽英雄。
穆桂英在女将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她是祖国人民成功地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不仅在戏曲小说中他是杨家将故事中杨门女将的代表人物,而且在今天的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中,在祖国现代政治、文学和艺术的领域内,她已成为妇女英雄的象征。在艺术家的笔下、口头和舞台、以及各种场合，他都是显示中国帼巾英雄的典范。对于她的历史存在,也有人想找寻原委。我认为,塑造人物的原型指相为谁?即使无考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这种指相往往是广泛地代表或显示着某一群体。
有人根据山西清代的保德县志记载,按‘慕容’和‘穆桂英’的谐音来猜测,说慕容氏即穆桂英的原型指相,自然未免“牵强附会”。还有人根据《杨琪墓志》说“杨氏家族中确有慕容氏作为妻室,但不是杨文广。”分析起来,此说也欠妥 当。‘慕容’是个姓,婆媳、妯娌、同出一娘家之女常有,何以一大家族中就不可有同姓妻室?可见文广妻到底为谁,显然不可一语为断;穆桂英指相为谁?找不得不找也罢。因为,穆桂英即使不见于史,并不意味着杨门女将也不存在。以武力雄起一方的杨门世家,在抗辽的杨家将中,连几个能杀能战的鞍马妇女也没有,那是不符合当时时代面貌的。契丹能有统兵打仗发号施令的萧太后,宋朝出现“佘太君”、“穆挂英”之类的杨门女将本不为奇。只惜,在中国传统礼教的笔墨中,妇女连中了状元也要把“冠”交给丈夫,历朝历代的史籍中,对她们除了以“节妇”颂扬之外, 记载她们的英雄事迹实在是太少了。
然而,作为一次较长时期的战争对抗,投入战争的人,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都将涉及各个方面。在北宋与契丹的战争条件下,边防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相杂的习俗,都牵连着妇女的戎马生活。尽管史家未录,可“里儿野竖”不能不道,不会不传。这就出现了传说中的各式各样人物,有老太君,有少奶奶,有姑娘小姐,还有“烧火丫头上战场”。传说者并没有考究张王李赵谁家事,都借杨家将这一艺术舞台让她们前来登场。今保德县志有“慕容氏”之记,神木地方还有“皇娘城”遗存,情节之多,难以尽数。有的虽无可证之史,确有传说的来历,一概否定实为不妥。
在杨门女将中,唯“佘太君”是个有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但对她的来历也曾有过不少争议。其中,学术老前辈余嘉锡先生的引证⑪较为详实：
光绪十年续修之《岢岚州志·节妇类》有杨业妻析氏条,注云：“业初名继业,仕北汉,任节度使,娶折德扆女,后归宋,复姓杨。折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号杨无敌。后战死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辨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
又,李慈铭《越漫堂日记》注云：“业娶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女。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神道碑,即业妻也。”
再引《乾隆一统志》和《保德州志》,都记有“佘太君墓”,言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而光绪《山西通志》认为业是北汉臣,德扆府州屡败汉兵，“疑业不应娶其女也”。对此说,余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业弟重训,亦累叛汉,且破其兵,汉主尚不以为嫌,何有于妻父哉。”他又引清、毕源《关中金石记》所考折克行神道碑之论证,疑折窝村曾有“佘太君”之说,恐为误传。
综上情况,异议在保德县是否有折窝村?折窝村是否有“佘太君墓”？但对“业妻折德扆女”都不存疑。原因就是“业妻折氏乃元人所考。” “折窝村有佘太君墓”是清代人为炫耀地方而言,故毕源之疑不无道理。
“太君”一词是封建社会对有地位妇女的尊称,业妻被称老太君无需解释,关键是姓什么。折、佘谐音,本无争意,追其根源,故事起先从南宋传起。宋金对立,南北天堑,所以,北宋折德扆女折(才花或赛花)氏太君在戏剧、小说中变成 “佘太君”情理可解。即,佘太君虽也是艺术形象,可她有实相可指,这一点与穆桂英有所不同。至于折氏死后埋于何处,即使是真埋折窝村, 她的老家仍然是府谷人。
事实上,折氏女出身显武之家,“佐夫立战功”理所当然。杨业殉难,事因主帅失误,潘、王“欲掩其事”,不仅折氏太君不会善罢甘休,就是陈家谷所有阵亡将士的家属,哪一家能无动于衷？何况这次战败关系到宋、辽形势的变化,其风波之大,势必震动内外朝臣。当然宋太宗怎么处理此事,当代史官不会有评,真实情况,反而留在民间。只是紧接着宋金对立,又“元灭金,接宋世”,当时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难容中原一切抵御外族的标志（精神的和物质的），诸如府第太庙、碑文石刻,尽皆失毁。日后所见大多明、清追忆再造之物, （除埋藏未被发现或迁移幸存而外）大多受讹传而变衍,因移位而失真,真伪杂存,尚待鉴清。
据此,杨业娶折德扆女为妻,不仅史实可靠,而且事迹无疑。业妻折氏,虽不象戏曲小说中那么了不起,可也绝不是“无所作为的老太婆。”她是杨门女将中当之无愧的中心人物。
余嘉锡先生引证的《岢岚州志》中,有言杨业“初名继业”和“后归宋,复姓杨”之说。其实, 继业并非杨业“初名”，归宋后也不是“赐姓”为杨。显然,《岢岚州志》撰文仍持“并州太原人”于笔下,故对杨业在北汉之前的身世,未作任何了 解。
杨业一生,数改其名。每次更名换姓,都记录着他的人生转折历程。
他初名崇贵,弟名崇训⑫,后来父亲杨弘信 (或宏信、信)以麟州投靠后汉皇叔、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刘崇,为避“崇”讳,两弟兄才把名改为重贵、重训的。时,杨重贵刚满20岁,故言“弱冠侍刘崇”。
后汉势衰,刘崇自立,称北汉,为了加强对麟府二州的监控,亲视河外。见杨业风华正茂, 智勇双全,遂收帐下,任“保卫指挥使”,虽然刘崇有牵制麟州为人质之意,但其另一方面还是主要看到杨业是可用之将而不肯舍弃。不管刘崇怎么打算,杨业被他23岁带过黄河再没见返回。之后在山西落户30余年,妻室随从,儿女后继，“遂为太原人”之说即因之而成。
郭威灭后汉(951年)建立后周,刘崇才以十二州之地割据河东,在太原称帝。时,契丹少帝无为,辽人对中原侵扰减少,故不仅北汉能够暂存,而且后周势力得以迅速壮大,南向发展顺 利克捷,北边也相继归附。显德元年(954年)府州折氏首先听命,折德扆领永安军节度使⑬。夏州李氏(党项羌)虽遗使奉表于北汉,但不久也从附后周。麟州杨宏信观其大局也只好以麟州脱离北汉再度自立,后来也受命于周。周汉世仇,至此杨业与父各事其主,失去往来。所以杨弘信去世时,皆因长子重贵不在麟州,由次子重训嗣位。致后世有人以此嗣位为据,误认为重训是长子。之后重训“举城降北汉”⑭,正是因其兄在河东。然而,这么一来,府州、夏州归顺后周,麟州成为孤垒,致“为群羌所围”,后来不得己于第二年(952年)冬,复归款于后周,以便通急“求救于夏府二州”⑮。这种情况,刘崇是看到的,即河外各州能不能属于北汉,麟州杨氏能不能长期归附北汉,取决于他跟后周的力量对比,不在杨业父子兄弟或者是杨折之间丈人女婿的关系上。因此,他对杨业不因其亲缘的背离而生嫌疑;相反,他为了让杨业对他“感激以死报”。特别给杨业以厚待,赐姓为刘,更名继业,排列到北汉的皇亲之中。所以杨重贵在北汉的史中是刘继业,与后主刘继元平行为辈。
宋高祖“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以后,继续南征北战。太宗继位,国势已强。太平兴国五年(979年)太宗亲征河东,灭北汉,收杨业于军前。从此杨业为宋臣。就这样,杨业在山西度过了他的青壮年时代,至此结束了他为北汉大将刘继业的生活历程。
杨业归宋,复杨姓,合情合理。正名为“业”,有延其名叫杨继业的亦不为怪。时,杨业年正50岁,进入成年时代。
杨业一生的历史,就是这样三个阶段：麟州青少年的杨崇贵——重贵时期；北汉大将——军帅的刘继业(青壮年)时期；北宋的抗辽名将杨业(成年)时期。考其生年,在后唐天成三年 (928)⑯年内。从出生麟州到宋雍熙三年(986年) 陈家谷战役,殉职时年龄为58岁。
五代中期是杨业的少年时代。
那时,全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关城要塞朝旗暮换,中原王朝相继更替。动荡的社会以武力盛举,业父杨弘信以一州之地雄踞,当然也非得强备武力不行。这种时代形势是杨业从小致力武功的社会要求。他出身地方豪门,有充分学文练武的条件。加之,麟州山川纵横,谷口相连, 有任凭纵马扬鞭的开阔草滩,跨过窟野河抬腿便是弥望无际的沙梁原野。窟野河畔的兔毛川林深密障,狐狼、山鸡、野兔穿梭群奔,更是畋猎出游的好地方。整个家乡山川环境不乏弓马教场,操驰练射处处可为。正是这样的家乡环境, 家庭地位和时代要求给予他很大影响,使他从小就立志大用。《宋史·杨业传》记：“业幼倜党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偿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鹰逐雉兔尔。”真切地反映出了他的少年志向。
杨业自过黄河到太原,在山西为将用兵三四十年之久,先后与后周、契丹、北宋都打过仗。由于他骁勇善战,多以胜举,故有“令公”之称；“无敌”之赞。“世称令公”一语,亦见于《烬余录》地方史志中更为多见。皆因他长期为北汉军帅,在北汉军兵士卒和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已树立起方镇统领之威，“令公”乃敬重之称。至于“无敌”之赞,宋、辽史乘都有记载可考。特别是归宋后抗辽的雁门关大捷“威名震于中外”，人们更以“杨无敌”来赞颂。以至后来文人笔下,民间口头,无不屡见其词。
杨业在宋,为时八年,但晚节闻著于世,爱国气节冠宋臣,忠勇善战留史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他“老于边事,洞晓敌情。”《宋史》记他“屡立战功,所向克捷”。《辽史》也说他“以骁勇闻” ，“人号无敌” ，“为宋首建梗边之策”。对他殉难一事,诸史多有记载, 《宋史》基本无误。陈家谷全军覆没,被俘不屈而死,死因确实冤枉。他的牺牲,由于涉及到抵御外侵的国耻问题,所以当代人己相当惋惜,多有悼念诗词留后,传扬极广,故有“里儿野竖皆能道之”的局面。
近年评论杨业,有人认为他“前半生是有过错的”，“其过错主要在于抵抗北宋的统一”,认为那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有人则认为“这种评论并不恰当。”就牵扯到杨家归宋的事,对此, 我在这里也以拙见相陈。
少为豪门子弟,出身显武之家的杨业和弟弟杨重训,由于生活在动乱年代,他们俩的经历是大不相同的,入宋的政治途径也各不相同。
杨业由北汉入宋,实际只历两朝。重训则数度返复于周汉之间,最后是以周臣顺从政变而服赵。重训的政治道路虽然曲折,可入宋的经过是比较顺利的。杨业入宋是以北汉“太原降将”为太宗“爱其骁勇”而收用。重训以麟州地方首吏随朝应变为宋臣。兄为封建割据之独立王国的统军大将;弟是封建土豪势力自立一方的边州刺史。兄虽为大将,乃一国之朝臣,要从君命。军事上和政治上没有最高自决权,如不“背叛”, 绝对的权力还在君王手中。弟虽地方官员,可位置边远,自掌一州。在封建割据的形势下,实为一方之主,可以自决出路。故杨重训能在麟州坚持父志,继续随中原王朝的一统而应变。只是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使中原王朝一个个都极不长久,这给他带来很大 麻烦,致使他的政治道路弯弯曲曲。加之,由于兄为北汉大将一衣带水于河东,骨肉之亲,山川同脉,致使他几番从河东,心情十分矛盾，“两度叛汉,盖出于不得已。”这也 反映出麟州杨氏一直不主张与中原分裂的决心。因而当赵宋王朝将要“一统天下”的时候,重训随之依附。这在当时当地是符合天时、地利而大顺人意的。就今日看,亦应无所非议。
可在太原领节钺的杨业,也要像他的弟弟重训那么办,自然是不可能的。他着身朝堂,为北汉君主左右的近臣、信臣、重臣,以及纳入皇亲的大臣。按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他当时所处地位,他只有一心事君王的职责,而无主决那个割据王朝的最高权力。所以,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969和976年,宋军两次大举进攻北汉之际,杨业从大局出发,劝其主刘继元归宋,结束分裂。“使晋人免于涂炭”。他虽尽到一臣之心,只惜北汉主刘继元庸不可辅,对杨业等人的衷言没有采纳,致使本来早可归附的事,结果硬拖成最后被迫投降。这个坚持分裂的历史责任, 杨业是没有义务来替北汉主承担的。
至于因为杨业卫护北汉政权而抗击辽、宋王朝的进攻,那就更好理解了。他身为一国主将,为保卫该国政权打了硬仗、大仗,本是职分所为,即使是后来历史证明打错了,那也是世之常情。若论是非,责任主要还是在战争本身的性质上。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局己定,现实完全明白了统一与分裂的所在,可还要再持其不该分裂的小天地,那才叫逆历史潮流而动。杨业并不是这样,当他发现时局不对,立即劝主归附中原,不再分裂,已尽下属职能。其主不听衷告,他仍未忍背离,这种品行不管到什么时候, 只要按历史本来面目讲,很难指责出什么不是来。但到后来,当历史的现实一旦明确地出现在由他选择的时候,他断然“卸甲归来”，投奔到光明正确的道路上,且更加忠勇地履行自己为将用兵的抗敌守边职责,以致以身殉职,这又有什么“是非”可议呢?
就杨业整个人生来看,也没有逆历史潮流的任何情节。他从地方一州的小天地中到独立河东的王权政府,最后归结于统一的中原政权, 这是一条由小到大愈来愈宽起来的道路。杨重贵从父命投刘崇帐下为武士;刘继业从君命领节钺保卫北汉;杨业为宋抗辽守边,以身殉职。查其一生各个阶段,一直是遵循着当时社会礼教为人的。按当时社会特定环境下的道德为人,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绝不可以用今人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的“逆”“顺”。
五代时期,中华大地四分五裂,战祸连年, 民不聊生。人们巴望着统一,有个安定的环境; 各个自立为“国”的割据政权和地方州府都在寻找出路,且谋求兼并别人而壮大自己;国家在群雄角斗中逐渐走向统一。但是,由于契丹一再南犯,严重地影响了这种趋向一统的速度。而契丹本身在当时也没有如同后来元蒙那样的力量,能够完全统一中国。因而统一的希望仍然存在于中原王朝方面。所以,巩固中原王朝的政权是实现大统一的关键——当时的时代任务就是对付契丹。对付得了，就能出现中原的兴盛,加快统一速度,这就顺应了历史潮流;如果对付不了,靠当“儿皇帝”或者孙子皇帝,都不能解决问题。试想,内政且不能自保,又何能进求统一？中国只能继续乱下去。这就是逆流。杨业在北汉, 对内主张南归;对外坚持抗辽。他说“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劝刘继元“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⑰,可见他是顺着历史潮流的。
再论杨业抗击宋朝对北汉的进攻来说,即使北汉没有刘继业的存在,这种抗击行动也会发生的。因为事物的演变中,一种力量取代另一种力量的时候,顺势(作用)和逆势(反作用)是同时存在的。杨业对宋的抗击,只不过是战争的通常现象,他没有顽抗到底,说明已识大局,这就不该责怪他的不是了。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综观杨业一生无大错。宋时当代人的赞颂,历代文人的佳评,以及近世人们对杨家将爱国精神给以敬重,都不是没有道理的。杨家归宋前、归宋后,均光明磊落。
我同意这样的论点：“爱国主义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不仅表现在我国与邻国的关系中,也表现在我国领域内,由一个民族或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关系中。”⑱正是这一事实的存在,后世人才把杨业的爱国行为在近千年来的杨家将故事中,被肯定、被渲染,被广泛地传颂着。
在杨家将的问题中,潘杨关系一直是个大题目。舞台上,小说中,潘(仁)美是个白脸奸贼;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对潘美的看法就多了, 有否定、有肯定,也有主张功过各半的。问题以一桩历史的公案尚悬在人们各式各样的争议中。
认为潘美是陷害杨业的罪魁祸首,是多年来好多人共同的看法。此类笔墨,历代尤多。这是第一种。
另一种看法认为,潘美一生帮助宋太祖、太宗,灭南汉、平南唐、铲北汉,并多次率兵抗辽, 是“应该肯定的人物”。认为宋太宗处理潘杨之怨是恰当的⑲。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宋太宗处理潘杨之怨不公道。这一种观点承认潘美、王侁、刘文裕同属陷害杨业一案。只是觉得首犯应由王侁来承担。理由是:王侁身为检军,代表皇帝,是可以左右潘美的人物,故不该让潘美来承担陷害杨业之罪。认为后人在论及潘美的事非中,往往都只是因袭前人之说，“遂使潘美千年来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个反面的历史”⑳应当加以纠正。
三种看法的论点还是两个方面。争论的交点最后落脚于对杨业抗辽的功绩“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这句话上。一方认为,主将就指潘美；另一方认为潜上谤书斥言其短的“不止一人”，戍边主将也不只就是潘美一个。后来《文汇报》对此有篇专论，题目是《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21。该文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向人们揭示了较为确切的论证,认为潘美实在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上述诸议,基本上使我们对潘杨之怨这一问题看出了些眉目。凡所议杨家将这件事的人,不论以何种方式提出论证,都没有能够完全抹煞潘美、王侁也在嫉妒杨业之列的事实;谁也没有能够否认拒绝杨业正确建议,硬逼他孤军深入致于死地的罪责在潘美、王侁和刘文裕等类人的身上；谁也没有认为陈家谷杨业遭辽大军围困,潘、王逃走不援是应该的。据此,宋太宗对这事“降三官”的处分,显然并没有使潘美认罪。太宗所裁,实际上是潘美在迫令杨业进军前就估计到他将承担的后果。太宗处理潘杨案表现出没奈何行事,正是一种从内心的袒护。所以,这种名义上的处分并没有平息公愤,下未随从民意,上没安定朝堂。论其作用,只给那些抗辽的将军们泼了一盆冷水。
说到潘美、王侁哪一个是陷害杨业的首犯？分析宋沿唐制的检军制度,提出主要责任在王侁身上,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潘美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王侁之口说出“君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的话来诬陷杨业,迫令孤军深入的。潘美身为主将,对杨业提出的正确作战方案和王侁的错误方案无言见于史,没有明正态度,说明王侁、刘文裕的图谋随合他的心事。这就不难看出潘美主意是:冒险取胜功在主将;失利战败,过在杨业。杨业真遭不幸,一来错误方案是王侁、刘文裕提出来的,他只屈从检军;二是军家胜败常事,太宗对他这个开国功臣也不会过分处治。这种心理,促使他把王侁当作一堵挡风墙,他则充当不言不语的伪君子。正是这样,潘美才敢潜上谤书以嫉其功,见死不救以陷忠良。王侁虽为检军,其检军之权在他手中不一定就可以左右得了潘美。论才干、论经验、论权谋,他都不是潘美的对手。潘美“位处殿邦,任隆分田，执鼓之权”。所以,在战前“究应采取哪个作战方案,完全取决于他”杨业出征前,王侁露骨之言阴私毕露,潘美却默然允诺,以示尊监军之权,其
奸诈之处足可窥见矣！潘美久战南北,用兵打仗并不外行,他对杨业如此出战不利怎能毫无预感,只不过心扉有隐,借王侁之手和口以隐致政敌于死地而已。追其根本原因,是他看到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后,再无进取之意。正像南宋秦桧已猜得高祖不愿“迎还二帝”才敢陷害岳飞。所以杨业兵败之由,不仅只因潘、王嫉妒,指挥失策;更可憎的还是潘美以邪压正,蓄意陷害忠良。这个罪责,作为主将的潘美,无论如何是推御不了的。尽管潘杨关系上至今议家多歧,可持以上观点的评议还是比较公允,比较能够说得下去,也符合历史的实际。
如此看来,与其分杨业一生为两半,倒不如将潘美分前后,免得当年杨业蒙冤,今日潘美受屈。
潘美有谋,堪称将才。他眼随宋太祖、太宗 南征北伐,为赵宋王朝的建立,树立功勋不少。所以被史家以宋开国功臣列传《宋史》,这是他前半生的名望。可在宋王朝建立以后,未见他再有治国安邦之大为。而杨业之死,虽算用兵失误,可是无论怎么分析都不能解脱他有嫉妒良将之责。逼迫忠良阵前失利被执,致抗辽名将于死地,使潘美负罪千秋。这说明潘美后半生有过,过至后世万人不赦。杨业问题是潘美晚节不佳的最大污点。这个污点,被后世各个历史阶段上发生的类同格局所引注,普遍地被艺人们用来表述在反映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这就使潘美成为戏剧、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时至今日,潘杨关系从艺术的角度,便列为显示精神生活意志,社会道德行为,区别善恶爱憎,析辨是非邪正的一个历史的范例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忠奸故事不乏其例,由于“忠”的留芳千古而使“奸”者遗臭万年。按史记叙,潘美对宋功过都有,或功大于过;可是若以潘杨关系论,他的形象极不光彩。正是这种背景才使后人多替杨业呜不平而痛斥潘美,这就使潘美在文学作品和戏曲舞台上另有一副形象, 也成了定型定位的形象,抹擦着反面人物的脸谱,随着杨家将故事的流传而“永存”,陪衬着人们对杨业的歌颂。
〔注释〕
1.5.6.《资治通鉴》卷二九O,二五六,二八四。
2.《唐书·张说传》新·卷一二五；旧·卷九七。
3.《唐会要》卷七O《关内道州县政置》上。
4.7.《欧阳永叔集》卷二《供各库副使杨君〔琪〕墓志铭》
8.《杨家将演义·代序》北京出版社1981 年之〔明·秦淮墨客校订〕版本。
9.《辽史 (耶律斜珍传)。
10.《续资治通鉴长编》二十一。
11.余嘉锡1945年撰文《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见于余氏《论学杂著 (中华书局 1963年版) ;又北京出版社《杨家将演 义》有余氏《宋史·杨业传(附延日召、文 广传)索隐》以专篇附后。
12.神木县重印《清·道光神木县志》加新注云：“业为杨信次子”，皆由传抄而来。其实欧阳修在杨琪《墓志铭》中写得很明白,业为琪“伯革”,不是叔祖。琪祖重训自当为业弟,绝不是业兄。至于重训嗣位麟州,则因其兄时不在父身边,内因本文已经谈到,故不存疑。
13.《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资治通鉴》卷二九二。
14.15.《资治通鉴》卷二九O 。
16.参看杨殿殉《中国历史年谱总录》另有人言杨业932年生,即大了四岁。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
18.田继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文史哲》1981年3期。
19.《文汇报》1980年9月1日《杨家将问题杂谈》。
20.《潘美陷害杨业考辨》 1981年《江苏师范 学院学报 (哲社版)1期。
21.文汇报 1981年4月6日义。
作者：杨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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